当前，一方面中央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带来了新一轮媒介技术挑战。这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为新闻创新研究开启了丰饶的经验田野。扎根中国经验，开展国际对话，是我们编辑《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一书的期许；未来的新闻创新研究如何从对新闻业的深切关怀出发，在深入中国经验过程中凝结本土理论概念，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新闻业的变迁一直是个令人着迷的学术问题。在不同时期，新闻改革、媒体融合、系统性变革等先后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可以用新闻创新的视角来打量这些变化，把田野中的中国经验用论文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能够实现新闻创新研究的三重价值。
第一重是阐释。新闻创新研究首先应该是一种经验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首要的目的是解释各种新闻创新发生的原因、过程、动力、影响，等等。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而是要找出背后值得研究的问题。举例来说，为什么不同层级和区域的媒体现在都热衷于用工作室的方式作为驱动变革的机制？为什么相同类型但不同区域的媒体会走上不同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前者关心的是趋同的问题，后者则转向对趋异的探讨。
第二重是规范。新闻学研究在经验的面向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规范气质。它会在详细的描述和阐释之外，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如最近几年英文学界讨论较多的在线骚扰、流量等问题。新闻创新研究也不例外。其实，有些问题之所以能进入学者的视野，某种程度上已经意味着对这些问题需要有应该如何去做的判断。
第三重是记录。新闻创新研究不仅是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体现，对那些经验问题的阐释还会起到一个记录的功能。就像赫伯特·甘斯在他的名著《什么在决定新闻》25周年纪念版的序言中所说，这本书在多年后变成了一本对美国新闻业黄金时代进行记录的著作。很多新闻学论文也在不经意间记录了中国新闻业的某些片段，在多年后值得回味，让后来人知道原来在某个时期媒体是那样运作的。
新闻创新研究是在新闻业遭遇诸多挑战后逐渐兴起的研究领域。这些挑战背后很多具有共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是中西方新闻业都需要面对的，比如如何处理与平台的关系、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如何应对新闻消费形态的变化，等等。研究这些问题就不得不跟西方研究对话，它体现在研究和写作的各个环节，从选题的确定（如何理解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的提出（如何论证它的合法性）、文献综述的写作（如何定位它所属的学术脉络），直到研究发现的呈现（与既有研究的异同点）等。论文应做到有感而发、有史可鉴、有理可循和有（方）法可依，才能更好地实现上述所说的阐释、规范、记录这三重价值。
“新闻创新”作为一个具有实践和理论双重价值的概念，需要用系统性思维对其抽丝剥茧。首先，我们得厘清在什么维度上谈“创新”。目前比较多的研究是从新闻生产的内容、形式、技术等视角进入，其中尤其关注技术维度。不过，我们恐怕更需要思考在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中谈“创新”，特别需要避免抽离新闻本质谈技术的倾向。其次，无论是作为方法论的比较还是作为具体研究工具的比较都值得重视。不同的历史阶段新闻创新的核心要素是不一样的，需要用更宏观的视野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新闻实践中“创新”的关键节点。从国际方面，王辰瑶团队每年的《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提供了很多域外理论视角和实践信息，比照考察中国的新闻实践，会在差异里获得启发。再次，我们得分析这些“创新”的不同质地。哪些是主动的创新，哪些是被动的话语？哪些是颠覆性的创新，哪些是修补意义上的创新？哪些是用户导向的创新，哪些是新闻生产主体导向的创新？最后，得充分考虑我们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因素。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主流媒体的创新和自媒体的创新有各自的侧重点和行动逻辑；新闻生产的新行动者中的政务新媒体如何重塑新闻场域有待更深入的考察；基于创新失败案例的研究或许也有别开生面的效果。总之，新闻创新研究要说清楚基于哪些探索性变革路径，形成哪些“稳定”的成果，新闻认知图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如何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的动力。
何为新闻创新研究？从字面含义，这六个字可以有多重解读，导向不同的研究重心。
一是对新闻的创新研究。新出版的《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建构了一个名为CAN的研究模式：C——新闻环境，A——新闻行动及多元行动者，以及N——新闻规范，试图从恒定-变化的辩证关系视角，以大视野、大关切，对新闻业做精细化、科学化解构。CAN模式带来了一个富有新意的研究切入点。
二是对新闻创新的研究。与前述相比，这个研究方向更偏向微观，着眼于经验与实践。新闻创新本身亦有很宽泛的外延，包括了新闻报道中从形式到内容、从传播手段到传播方式等各方面的创造性实践。相比传统的新闻报道，创新性的新闻报道追求更好的报道质量、更强的创造力，在AI冲击、注意力稀缺、融媒体转型的当下，追求更高的抵达率。新闻创新需要结合受众需求，从形式、内容、技术、机制等多维度突破，它提示研究者在宏观理论或政策研究之外，对微观变化投放更多关注。
媒体行业正进入系统性变革攻坚期，破解发展难题有待相关研究提供支持。《上海广播电视研究》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的学术刊物，在组织、刊发、推进新闻创新研究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无疑是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脱节的问题：学界文章往往不接地气，悬浮感较强；业界文章则多为就事论事的工作总结。怎样才能把业界、学界拉得更近些，真正做出对新闻实践有所帮助的学术研究？
实践与理论之所以脱节，原因之一是技术迭代及由此带来的新闻业环境的迅猛变化，明显快于学术研究周期，学界研究者难以快速跟进；同时，泛媒体、全媒体时代的跨学科研究需融合数据、技术、人文素养与其他学科理论，对研究者形成了较高的能力门槛。二是，从业者虽掌握一手案例，但缺乏理论提炼能力或学术写作训练，导致实践创新未能转化为学术成果。第三，检视一些研究成果或实践案例，其本身可能就乏善可陈，是我们这个时代批量制造的海量的信息垃圾之一。
从学术期刊的角度来说，对于有见地、有价值而欠成熟、缺理论的业界投稿，我们努力在提出修改意见时，强调要从问题出发来建构文章，帮助作者进行案例创新和相应的理论框架的搭建；对于学界投稿，由于创新研究往往需要对接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媒体机构以获取实践场景和用户数据，在业学界合作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作为业界主办的学刊，我们力所能及地提供相关物料推进实证研究。
另外，针对现实突出问题，主动引导研究方向是可为之举。比如推出选题，向高校、研究机构和业界定向约稿。2025年7月出版的《上海广播电视研究》，就播客日益侵蚀广播收听份额的现状，约请了数据分析师、播客使用者、广播从业者和学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撰文论述；AIGC的广泛运用使人类再次来到版权制度的关键时刻，我们从侵权案例的争议性入手，邀约传媒界和法律界人士，就如何建构人机共治的版权新秩序作了前瞻性的问题探讨。
“问题”，才是论文写作的灵魂，才是研究者的宿命。如果有常识、没见识，有主题、没问题，那么，学术为什么？吭哧吭哧写论文又为什么？
立足中国经验的新闻创新研究需建立在方法论层面的创新、规范与共识之上。当前学界通行的思辨与经验、定量与定性等二分式研究方法分类思路并不理想，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闻学研究的规范化。当前，新闻学中有一些定性研究是以定量的思维展开的，这类研究亦有价值，但它们本可以、本应当发挥出更大的学术价值，而这一“可能性的消解”同样不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另外，一篇从逻辑层面讨论“如何开展经验研究”的论文会被看成一种思辨研究，进而被崇尚经验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所排斥，这意味着经验研究容易走向一种只顾闷头苦干、无法抬头交流的封闭性知识生产空间。《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一书中的“作者手记”是一种很有效的打破封闭性的方式，未来还需要更多系统性举措来提升学界在方法论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协同创新。
中国的新闻研究主要依赖定性方法，而定性方法恰恰最容易缺乏规范性共识，也更难以得到学术共同体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方面，定性研究尤其依赖对特定理论视角与概念体系的透彻理解和完整把握，方法离开理论会丧失阐释活力，概念离开原始语境会丧失解释效力；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本身就处在“十字路口”，新闻创新实践则进一步要求学者透彻地理解当今时代的社会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跨学科理论迁移能力。在理论与概念的使用上，目前新闻学研究的视野相对受限；在引入学科外的理论和概念时，部分研究容易断章取义、词不达意，这都限制了新闻研究切入和解释中国经验的能力。
在新闻传播学内部，新闻研究被很多年轻学子视为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领域；在新闻传播学外部，新闻学又被误解为无用甚至添乱的学科。其部分原因在于，相较于传播学，新闻学显得有些“呆”，讲故事能力不足；相较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学的理论则有些“散”，概念丛生且含有歧义，内部观点对立较多、共识不足。未来的新闻创新研究应当直面既有困境，通过更规范、更高效的创新性知识供给来解决这些急迫性、结构性难题。
新闻环境的深刻变化重塑了新闻业图景，也为新闻创新研究提供了肥沃土壤。近年来，相关学术成果细致考察了各类媒体在实践环节采纳的“新行动”，但正如王辰瑶（2024）所指出的：“新闻创新研究需要推进到机制层面的、以关系为导向的研究新阶段。”在完成对行动者的类型化与对新行动的描述后，新闻创新研究更需深入探究多元新闻行动者结成的网络化关系。当前数字新闻业多元新闻行动者的关系实践呈现出何种特征？共同塑造出怎样的新闻生态？这对我们的公共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不仅能够加深对当下数字新闻业结构特质的理解，也有助于回应我国新闻业正在经历的关键变革。
第一个变革背景是国家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战略决策，这一制度设计实质上对四级媒体在日益网络化的新闻格局中争取、巩固其核心生态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除了在应然层面讨论四级媒体的内部创新路径，还可引入生态视角对这一进程进行考察，即将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实践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由技术驱动的、由多元新闻行动者互动所形成的新闻生态图景之中。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无法孤立完成，而是在与外部多元行动者的持续互动中展开。对这一互动过程的准确刻画，将有助于揭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现路径。
第二个背景是人工智能对网络化新闻业的重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降低了本就不高的内容创作门槛，所产生的“信息幻觉”也显著增加了事实核查的难度。除了加剧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让一些原本处于网络化新闻业边缘的行动主体走向台前。比较典型的是技术公司，一些基层媒体会选择以项目委托的方式，把带有智能交互需求的内容作品整体“打包”给技术公司完成。可见，相较于以往主要扮演技术环境提供者角色，技术公司正在以更直接、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新闻实践环节中来。那么，这种改变如何重构新闻机构原有的生产流程？将怎样重塑新闻机构与技术公司之间的权力结构？孕育着多元新闻行动者间生态位置关系变化的何种可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勾勒出行动主体间互动模式的演化轨迹。
围绕中国新闻业的叙事，正经历从“数字化转型”到“系统性变革”、从“商业模式危机”到“AI替代危机”的演变。在此大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对多元新闻行动者关系实践的考察。因为正是多元新闻行动者的互动、竞争、协作与共存，共同形塑了当今我们所面对的公共传播环境。当然，这里的发问尚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但不论以何种角度切入，其价值旨归都应指向好的公共生活。
目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方法完成的新闻创新研究成果相对鲜见。一些声称采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其实主要运用的是访谈法，这可能造成对研究对象日常情境的关注缺位（孙信茹，谢翔，2025）。在方法工具箱不断丰富的当下，新闻创新研究也应重视规范的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即便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被应用于学术生产诸多环节的当下，田野中真正珍贵的经验现实恰恰处在技术难以触及之处，只有研究者以“人”的姿态躬身入局，才能将其彻底捕捞。
这里提出“在田野中发现创新”，不仅是强调在本土经验中挖掘和记录创新性新闻实践，更是为了激发新闻创新研究的本土理论贡献。作为理解数字新闻业主体构成的重要理论视角，“网络化新闻业”启发我们不仅需要“承认”数字新闻业中多元行动者的存在，还需关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生成过程。面对网络化新闻业中多元行动主体不断涌现的新面貌，研究者应重新审视新闻创新研究中“田野”的意涵。在数字情境之下，新闻创新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从“行动者如何做新闻”延伸至“行动者间关系如何生成”；研究对象可以从传统新闻机构转向由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的新闻生态系统；研究方法则可以从立足特定新闻编辑部的经典新闻室民族志，拓展为以追踪“关系”为核心的多点民族志，进而捕捉网络化新闻业多元行动者关系实践的踪迹。最终，基于在田野中发现的在地经验提炼本土模式，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对线
要真正开展立足中国经验的新闻创新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经验”不仅仅是经验事实的堆积，更应是一种扎根于本土实践之中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立场。国内外的新闻业在过去十余年间共同经历了剧烈的数字化转型，技术飞跃所带来的不仅是操作方式的变更，更是一整套新闻传播逻辑的重构。因此，新闻创新的相关研究亟须从数字媒体生态这一具有高度技术-文化交融特征的信息环境出发，批判和思考多方观点在中国实践经验上的适配性与局限性，从中开掘再理论化的知识孔隙。
回到个人的科研思路中，我常常采取“技术-文化共生论”的视角，尝试重新辨析新闻学中若干被视作“常识”或“共识”的思想观念，并试图寻找到其中潜藏的理论盲点。例如关于“新闻策展”，我们受数字技术的影响很深，顺延着数字策展、数据策展以及算法策展等协作性内容组织管理的思路开展研究。但实质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上，策展作为一个最初来自于人文艺术学科的概念，也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衍生出全新的、更具人文性和批判性的策展观念，比如对策展伦理的讨论。这些观点对我们思考新闻策展过程中的技术伦理等问题，都有特别的价值和作用。
尽管中西方在制度、理念、形态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许多问题具有全球通行的“共性”，比如技术对新闻真实的冲击、新闻权威的重构等。然而，这些全球性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又不断被本土的制度与文化环境重塑。所以当我们从认识论层面提出数字新闻的某些文化性问题时，如若试图在方法论层面深入展开，往往需要借助对科技资本主义与文化政治结构等的批判，以探讨这些文化性问题背后的制度逻辑与权力机制。在此维度下，中西方语境的不同便显现出来。我们既需要抓住全球共性去认识新闻问题，还应立足中国本土，思考如何结合具体国情去处理和解决新闻领域的创新难题。
创新性的研究不仅来自于个人的理论敏感与方法意识，更需要制度性的鼓励与包容。如果一种学术文化始终强调“按部就班”、压制跨界尝试和问题意识，那所谓创新性的研究必然会陷入模仿与重复的循环。此外，要开展立足中国经验的新闻创新研究，不仅在于是否使用中国的数据、讲述中国的故事，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从本土出发提出具有理论普遍性的问题，是否有能力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对现有新闻理论体系的与补充乃至重塑。这不仅是当前学术研究的挑战，更是中国新闻学迈向世界的重要路径。
